（一）高水平运动队规模大幅萎缩
《指导意见》出台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规模逐年缩小。2021年，海南师范大学、华侨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公告，自2022年起停办高水平运动队[9]；同济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宣布自2023年起停止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截止到2024年初，停建高校已达80余所，相较于高峰时期的283所，缩减了约三分之一。
招生预期降低是高校停建高水平运动队的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报名条件提高导致部分高校招生困难。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公布的数据，2024年报考体育单招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63725名考生中，二级运动员有41216人，占总人数的64.48%[10]。由此可见，二级运动员仍然是高水平运动队构成的主体。《指导意见》实施之后，会有大批体育特长生失去高水平运动队报名资格，部分高校招生将面临严峻考验。二是没有体育专业设置而被迫停办。《指导意见》要求申请就读普通专业的体育特长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能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线以下20分，否则只能限定就读体育类专业。体育特长生大多文化基础薄弱，就读普通专业存在较大困难，对于没有设置体育专业的高校而言，无疑将面临巨大的招生压力。三是体育单招与高水平运动队二选一。《指导意见》要求本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已涉及的运动项目，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部分高校担忧《指导意见》可能会带来生源危机，纷纷将高水平运动队转移至体育单招。四是自身实力不足而主动停办。《指导意见》要求原则上连续三届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没有学生参赛的项目，不再安排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对于我国大多数高校而言，培养出参加世界重大赛事的运动员并非易事。例如，参加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411名运动员分别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百余所高校，有近一半的高校没有队员参赛。《指导意见》实施后，部分高校可能会顺应形势，主动退出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行列。
（二）体育单招升学竞争更加激烈
除高水平运动队外，我国体育特长生的升学途径还包括优秀运动员保送、体育统招、体育单招。其中，优秀运动员保送和体育统招分别对竞赛成绩和文化课水平要求较高，而体育单招的报名门槛和考试难度相对较低。《指导意见》的出台很有可能导致高水平运动队部分考生流向体育单招。近年来，体育单招备受追捧，报名人数持续增加，2022年全国报名人数首次突破5万人，录取率则由2018年的52.70%降至2022年的33.24%[11]，已远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的本科平均录取率。
体育单招报名的竞技水平要求为二级运动员，文化课只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四个科目，相较于改革后的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体育单招对体育特长生显然更为“友好”。另外，2024年后报名高水平运动队的一级、健将级、武英级运动员不再被允许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体育单招文化考试，而是必须全部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试难度加大。更具挑战的是，2024年后高水平运动队的文化课录取标准更加严格，报考双一流大学要达到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报考其他高校要达到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80%，因此选择高水平运动队无疑将承担更大的落榜风险。而体育单招单独划定录取分数线，且一级运动员文化课可以降30分录取，健将级运动员可以降50分录取。综合来看，《指导意见》不仅可能导致二级运动员被动退出高水平运动队，甚至部分一级、健将级、武英级运动员也会选择主动规避考试风险，转投体育单招以确保实现升学目标。因此，在体育单招录取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部分高水平运动队分流考生的涌入势必加剧其竞争强度，体育单招考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录取分数线或将水涨船高。
（三）利益相关群体参建动力下降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涉及众多利益群体，除代表国家利益的行政管理部门之外，还包括家长、学生、中小学、高校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指导意见》是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立足实现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对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举措，彰显了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但政策出台后，部分群体出现了不同声音，尤其是学生、家长、学校等实践群体参与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积极性下降[12]。
首先，对学生和家长而言，高水平运动队是实现升学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捷径[13]。高水平运动队由于考试难度较小、文化课录取分数较低、可以就读普通专业等宽松的考试招生政策而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近四十年来，高水平运动队为众多具备体育天赋但文化基础一般的青少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例如，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的杨倩正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按照达到普通二本分数线65%的文化课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就读经济管理类专业。《指导意见》提出的考生须全部参加统一高考、报考双一流高校要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就读普通专业不低于相关专业录取分数线20分以内等要求，意味着像杨倩这样的体育特长生升学难度加大，就读知名高校普通专业的希望会变得渺茫。
其次，对中小学而言，高水平运动队是提高升学率、实现教育多样化的重要平台，部分中学甚至为体育特长生单独编班，个性化授课，进行专门化管理。例如，清华附中开设的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在培养体育特长生方面卓有成效，得到了全国公认。据不完全统计，自1986年创办至今，该特长班已培养了8名国际健将、34名运动健将、329名一级运动员，为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输送了645名优秀学生运动员，其中包括夏雨雨、何姿、施廷懋、周吕鑫、韩旭、王宇等明星运动员。然而，如果按照《指导意见》中一级运动员和二本线两项要求筛选，马约翰班培养的“双优生”中能够达标者寥寥无几。同时，由于全国性竞赛数量较少，报名要求较高，参赛名额有限，比赛名次竞争尤为激烈，2027年将条件进一步限制为获得全国性比赛前八名会使得报考更加困难。中小学在耗费大量培养成本的同时，却无法获得预期的培养成效，培养体育特长生的积极性自然会下降。
最后，对高校而言，《指导意见》的出台会导致部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难以为继，很可能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局面，最终只能被迫停建。
（四）发展不均衡程度进一步加深
除考试招生和入学管理方面的问题之外，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同样突出。从地域数量上看，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整体上呈现集聚式分布，且在集聚程度不断增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分布格局[14]。从竞技实力上看，地域间的发展差距也较为悬殊。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夺得103枚金牌、40枚银牌、35枚铜牌，有69所院校的194人次获得冠军，院校数量仅占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校的33.3%，其中东、中、西部高校分别为45所、17所、7所。金牌数量更是集中在成都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体育类高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知名高校，其余绝大多数高校仅获得1~2枚金牌。不少院校在场地设施、后勤保障、人才配备等方面并不具备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完善条件[3]。
《指导意见》可能在不同层次的高校间产生差异化影响，导致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不均衡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从报名条件来看，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条件限定在二级运动员以上，但在实际招生过程中，部分高校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高报名标准。例如，东南大学2023年招收乒乓球、羽毛球高水平运动员均要求国家一级运动员以上，并且加以全国比赛前八名的限定[15]；复旦大学对排球项目也有相同的要求[16]。因此，《指导意见》提高报名条件对部分知名高校影响相对有限，但对普通高校而言，二级运动员是生源构成的主体，甚至部分高校早已出现招生困难，招不满的情况屡有出现，《指导意见》的出台很可能导致这些院校停建高水平运动队。其次，从录取标准来看，虽然能够达到双一流高校本科录取分数线的高水平运动员凤毛麟角，但知名高校可以采用《指导意见》特别条款，即“对确有培养前途的考生，制定特殊类型的招生办法”[4]，以特殊人才特殊对待的方式招录具备较高竞技水平的运动员，而且可以通过设置体育类专业进一步减小其入学难度。另外，知名高校往往受到优秀运动员的青睐，可以借助优秀运动员保送政策缓解招生压力。而对普通高校而言，不论是“确有培养前途的考生”还是优秀运动员都相对稀缺，《指导意见》特别条款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考试招生新政下建设高水平运动队举步维艰。总之，在《指导意见》施行的背景下，知名高校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较好地应对变革，而地方院校很可能无法承受考试招生改革的冲击，最终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甚至弱者出局的局面。